◎刘万增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听摇滚乐。我的意见：那就是鬼哭狼嚎的一种噪声污染。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几首摇滚乐的歌词，那犀利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由歌词及旋律，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摇滚。

万籁俱寂的静夜和鼓乐喧天的摇滚，各自达到了静与动的极致，它们看上去是如此格格不入；然而，静夜使人褪去伪装，摇滚使人袒露心灵，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们又是殊途同归，相得益彰。

十年浩劫之后，摇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崔健。由于孕育中国摇滚的特殊土壤，其一出现就带着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的意味。在静夜听崔健的音乐，有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首《一无所有》横扫了国人的耳鼓。1987年2月,崔健又在北大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这所中国最富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给了崔健最大的礼遇，当时的崔健泪流满面，而台下也是掌声如雷。以一个歌手身份登上北大的舞台并被完全接纳，崔健是第一位。彼时的王朔曾经说过：“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的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用一首歌词概括一个时代，这在世界歌坛上也是少有的，中国摇滚做到了。在80年代，崔健的摇滚乐和北岛的朦胧诗在中国的文艺史上双峰并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

就像新时期文学经历伤痕、反思、寻根一样，摇滚乐也在控诉、批判后开始了对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的追寻和重建。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充实心灵的东西，或者说是终极关怀，于是就有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一大批全新的音乐。在这样一个潮流中，不能不提最具代表性的唐朝乐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他们把乐队最具代表性的曲目定名为《梦回唐朝》，这就注定要在静夜来听。当那金戈铁马之声杂沓而来，沸腾的绝不仅仅是雄心和热血。穿越历史的长夜，我们回到了光耀千古的大唐盛世，那种对重建民族精神的渴望与期盼，那种自豪中又略带伤痛的呼号与呐喊，不正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的一代人最矢志不移的追求吗？梦境中的虚幻和梦醒后的真实，其实都像这静夜一样深邃，穿越理想和现实的双重门槛，又有谁能够否认我们年轻的心正像平静海面下的激流一样在汹涌澎湃呢？

对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的人的内心的关照，应该说是摇滚乐的又一个着力点，这个脉络在摇滚乐的发展中很清晰：从最初黑豹的《无地自容》、张楚的《姐姐》、何勇的《垃圾场》，到后来鲍家街43号的《晚安，北京》、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等，无不渗透着这样一种理念。尤其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因为产生在社会大转型的特殊环境中，所以就更加入木三分。或许早已认定自己的声音无法与白天里城市的喧闹相抗衡，所以选定“零点”作为乐队的名字。而《晚安，北京》更是充满了对碌碌众生的大悲悯、大关怀，“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在静夜中听这样的歌曲，其实是在听另外一种摇篮曲，而这样的摇篮曲安抚的是整个社会。对摇滚乐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更是一种升华。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谈到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时说过：“我曾经想成为一名摇滚歌星，但那需要才华。”让我们向那些真正的摇滚乐致敬，向那些守护人们心灵绿洲的摇滚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