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令敏

母亲不止一次说起，我是和大雪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母亲说，天本来好好的，忽然起了大风，忽然冻云漫天，说冷，就冻得伸不出手了。她没说生我的时候有多痛苦，只说二娘把皱巴巴的月子娃包起来，连洗都没敢洗。

祖母端来一碗红糖荷包蛋，母亲说她没吃完窗户纸就亮了。窗户亮那么早，是因为下大雪了。大雪下了一夜，父亲拿铁锹在两尺多厚的积雪上清出一条路，送二娘回她前院的家。那天是小雪节，还不到下大雪的时候，红薯全都冻坏在地里。照这么说，我生来就是个灾星。

母亲说的这场雪，我没有记忆。倒是下在我初中一年级的那场雪，让我终生难忘。

那时候一斤面5分钱的加工费，家里拿不出来。每到星期天下午，我都得背着一兜十几个红薯面窝窝返校，这是我一星期的干粮。窝窝头馊了，出毛了，也不舍得扔。饿得心慌的时候，我吃过梧桐子儿，吃过月季花结的橘红色果子。有时候除了窝窝头，我会多带两把红薯干儿，红薯干儿可以生吃……

那场大雪是一个星期六下的。刀子一样的白毛风，上午就开始刮，下午第三节课开始下雪，碎小的雪花乱飞，根本打不湿衣裳。下课铃声一响，我照例把书包往桌斗里一塞，带着作业本就往家跑，根本不知道班主任正在教导处参加紧急防寒会。

出县城，雪花变成了冰雹，粗盐一样，打在脸上有点痛。我心心念念，只想着晚上那顿热乎乎的芝麻叶面条，也不管头青眼肿，一路小跑往家赶，最后一班渡船被我赶上了。

过了河，还有一里路，冰雹变成了鹅毛大雪……

我从来都不是爱跟老师过不去的刺头，我只是习惯了星期六回家吃顿饱饭。

第二天，雪住了，天还阴着，风干冷干冷的。

窝窝头儿装好了，红薯干也带上了，父亲说他送我过河。

就在这个时候，班主任李老师找到家里来了。李老师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带着笑，很客气，也很和善。他接过父亲手中鼓鼓囊囊的布兜儿，对父亲说：“你忙你的吧，我带她回学校。”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李老师出发了。

全班50个学生，就我一个人“偷跑”回家，要知道这有多严重——全校通报批评！

星期一上午，我被叫到办公室，李老师拉长了脸，夹枪带棒，冷嘲热讽，说我是饿死鬼托生的，说我这个班干部带了个千载难逢的好头儿……总之，两节课都没让我回教室。

第三节是语文，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语文老师见我的座位上没人，找到了班主任办公室，看了我一眼，把一张卷子推到李老师脸前，悄悄地说：“全年级第一。”

李老师总算缓过一口气来，立马让我回教室上课，检查也不用写了。

为了这件事，“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批判过李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雪不算太大，可是流着冰块的河不好过，没人撑船，也没有船篙。呼呼割耳朵的大风里，不停冲撞的流冰间，李老师抱着冻得能粘掉一层皮的铁锚，一下一下往前扔，让铁锚带着大木船，艰难地摆渡了一个来回，心里该有多窝火。那时候他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往多里说也不过二十几岁，火气正旺，吵一顿还真是轻的。

“文革”耽搁了学业，却没耽搁我按时毕业。毕业正好赶上社办“戴帽高中”。

那所高中是初中升级的，在一片荒岗上。四外茅草、刺槐连坡成林，林间小路通向几个翻着白沙往外冒水的清泉，还真是个好地方。

那年冬天的风雪好大，差不多一个多月，大雪下下停停，西北风把树梢当成哨子吹，河面上能过架子车，气温天天都在零下二十五六度。树冠一个个冻成了冰雕，树枝接二连三冻掉在地上。这么恶劣的天气，学校竟然没停课，那真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教室在岗顶，食堂在岗下，大家轮流下去打饭。两间寝室20个人，5个人一组。去的时候走大路，十五六岁，平衡力超强，把冰冻的路面当滑梯，嗖嗖嗖，就下去了。往回返就没这么容易了，一步一滑，人摔了没事，饭菜摔了得回去重打，还得自掏腰包！

摔了几次摔出个好主意，不走路，走麦田。踩出一条路，很快冰冻了，往里边挪挪，再踩一条新的。住校的贫农代表李大爷气得追着我们骂，可他年纪大了，追着追着，几个“小兔崽子”就没影了。他只好自编自唱：“没见过这些娃，不听党的话，无组织，无纪律，踩坏了生产队的好庄稼……”跑风的嘴，跑调的腔，声音却非常嘹亮，他在岗上唱，岗下食堂里的人都能听见。

说真的，穿着高腰胶鞋，一个人在半尺深的雪地上咯吱咯吱走，是一件很酷的事。

特别是在雪住风止云未散的日子。空旷的原野盖着厚厚的雪被，掩去了饱经风霜的沧桑，纯净又丰盈。那些相望不相接的村落，山墙起脊的房屋，无论草屋、瓦屋或是庵棚，全都变成了童话里的模样。人在原野上走，走得笑眼眯眯，就像婴儿尚在襁褓，被天与地相合的怀抱汗津津地娇宠着——来日方长，正待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