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茉琳

飞机凌晨两点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在炎热的8月用18摄氏度的凉爽迎接我。不知道当年闻一多、曾昭抡领着另外九名教师以及两百多位学生组成的湘滇黔旅行团初到昆明时是怎样的天气？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八年寒暑，夜夜归梦难成。”

抗战爆发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刚刚在留洋归来的学者手中成熟起来，渐渐发展到世界瞩目的办学水准。炮火轰然来袭，资产被掠、校园被占甚至完全毁于战火，师生该如何选择？国家高等教育该何去何从？三所大学合为一所，逃难到湖南又再次撤离，在西南边陲昆明，用最虔诚的姿态保持知识之灯长明，哪怕是天天跑警报，哪怕是泥墙茅屋，一直坚持到侵略者投降，回华北复校。

这些年，我从最初对西南联大充满好奇，到无限敬仰，再后来敬仰中多了一层悲哀，读了那么多关于它的书，前人留下的日记、文字与照片，后人无数的追述、探究与讨论，我想要站在他们曾经驻足的地方，是凭吊、是纪念，也是怀想。

其实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高等学校内迁有一百多所，搬迁校址二百余次。然而独西南联大那么特别，它的故事有始有终，起于悲怆，终于胜利，北归复员，联大八年有梅贻琦、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有沈从文、吴晗、冯至、卞之琳、陈寅恪，也有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李政道，它注定成为传奇。

在西南联大旧址见到了联大大门、教室以及纪念碑，战时建筑简陋得很，却有一份无法拒绝的庄严与肃穆。黄炎培说：“真教育本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平时一般人不免有种错觉，见巍巍大厦才认为是最高学府，今大可趁此机会，给人们心理上的纠正。”几间茅屋，几条板凳，“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

联大旧址旁是今天云南师大的篮球场，年轻的身影在这里跳跃奔跑，与当年的学子们何其相似？抗战初期的院校搬迁是壮举，抗战坚持“战时应作平时看”才是保证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

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虽然指令高校开设了一些配合抗战的课程，比如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或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求，但是整体而言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国家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于是我们看到抗战时教育不仅在后方保存实力，还在艰难岁月中成长壮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教员七千多人，学生四万多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增至一百四十一所，教员近一万两千人，学生八万多人，堪称奇迹。

1938年，西南联大的文法两学院曾迁至蒙自办学，半年后返回昆明，当年联大的学生坐着滇越铁路米轨火车来到蒙自，南湖边上凉风习习，多年过去，蒙自米线、蘸水卷粉的味道不知道是否变了。我坐着临安米轨上的小火车，望蓝天白云，那是宗璞《东藏记》里开篇就写的蓝天：“蓝得丰富，蓝得慷慨，蓝得澄澈而光亮……”

白云苍狗，浮现纪念碑上的文字：千秋耻，终已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