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绵绵

《巨流河》是齐先生在年近八旬、身体孱弱时所写的一部自传小说，小说用三十余万字的篇幅叙述了齐先生从东北流亡到南京、再到重庆，直至移居台湾的跌宕起伏的大半生，叙述了齐先生从青年与文学结缘，直到移居台湾以文学为业的“美丽之路”。

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台湾文学一直被视为边陲文学、支流文学，发展之路颇为艰难、曲折，而一代台湾文人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走进台湾的乡愁文学、移民文学，领略台湾文学的魅力。谈及这些人，不得不提齐邦媛先生，她是最早一批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把台湾文学介绍到世界的重要推手。

青年齐邦媛似乎一直都很“文弱”。齐先生的父亲齐世英，是曾经参与讨伐张作霖的高级将领，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等高级职务。作为政治精英的女儿，齐先生始终刻意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当大学同学们积极投身学潮和政治运动时，她沉浸于导师朱光潜的“英诗”课，在老师悲情的朗诵中，感受着战争给人内心带来的阵痛。1947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后，齐先生又没有“顺应时代”，选择只身到安静之地台湾，去只剩两个教授的台湾大学做助教。齐先生在书中说，虽然最初的工作只是整理外文系的图书，但起码能与书本为伴，没有离开文学。事实上，台湾之行真正开启了她的文学之路。

齐先生的坚定让我不由想起梁漱溟先生。梁在北大教课时说的，“我不认为自己有学问，我的学问就是有主见”。他早已确立了“匹夫有志，特立独行”的人格追求，虽然他的不合时宜使他在当时陷于困境，但他做了自己认为当做的事，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当面临重大的人生选择时，一些人拒绝看来很有前途的大路，选择别人认为的狭路，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或怯于担当，而是因为他们早已寻得所爱，确立了坚定的人生目标。

走上所谓“小路”上的人们，虽然在政治上不发一言，但当心爱的事业的原则受到挑战时，会毫不迟疑地身于其役。齐邦媛于1972年被临时任命为教科书组主任，面对当时台湾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她始终强调教科书应注重学生的兴趣和文学性，就算被戴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也在所不惜。这个文弱的女子坚持将政治和说教“赶”出教科书，四处活动求援，最终促成文学在这场战役中的胜利。

齐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发现了中国文学式微的形势，心生推动所在之地台湾文学发展的使命。后来，她与自己的团队投入数年时间将刚刚发展起步的台湾文学翻译成集，向世界推介，并将外国文学译介到台湾。齐邦媛致力于推动台湾文学发展40年，直至晚年，对台湾文学仍以不遗漏的阅读，保持真正的了解。

齐先生的经历和命运映射了近代中国动荡、悲恸和转折的历史，她亲历这段动荡，但用平静的文字书写，让人感动于这沉静低回背后开阔宽容的心怀。齐先生的文学之路，也并非一路坦途，但在每一个选择的路口，她都坚定地选择文学这条“小路”，也终实现了一心期盼的愿景，在自己所钟情的文学事业上卓有贡献。辛波斯卡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热心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有趣的点，或者说自己热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只关注众人热议的大命题。也许本是这样，如是真兴趣不在，选择所谓的“光明大道”，大道的终点也未必宽阔。如是自己所爱，坚持下去，小路的终点也会是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