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燕

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确定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从供给不足走向需求不足，部分主要产品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建造基础设施和增加福利支出来刺激总需求，保持经济稳定。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深刻内涵、根本目的、工作要求和科学方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认清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产能过剩，而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认清我国需求变化情况，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还存在大量需求外溢。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把改善分配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重点任务，是从生产端入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活力的释放，使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我国当前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紧抓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是理解“三期叠加”的科学依据，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一是经济发展规律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如劳动力要素。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

从国际看，全球外贸低迷造成出口下滑，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加速追赶的夹击，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在新形势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通过推进供给侧改革。

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规模都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大而不强的特征仍十分明显；我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核心竞争力还不强，“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工资成本在不断上升，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或被转移到外国。而我国在许多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又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从而造成国际市场的相对萎缩。此外，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原因，国内市场需求没有相应增长。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相对萎缩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对停滞。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忽视一些不良因素的积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过剩产能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传统产能更新和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发展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即使我国政府利用财经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管理手段大规模刺激总需求，也只能短时间维系而不能转变发展方式。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能从供给侧着手进行改革。应该强调的是，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跟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拉回居民海外消费，需要国内产品来一场“品质革命”，跟上消费升级步伐。而弥合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生产端入手，破除体制障碍，降低企业成本，推动适应新需求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种基本手段，前者主要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后者侧重熨平短期的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既需要需求管理，又需要供给管理；既需要总量调控，又需要结构调控；既需要短期调控，又需要中长期改革。如果市场充分有效，需求刺激也能推动结构优化。但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需求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有时并不明显，还可能加剧结构矛盾，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逐渐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无论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是通过金融、财政等工具栏进行宏观干预，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有限。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而国际总体环境也不如以前。特别是日益扭曲的经济结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已引起各方警惕。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改变政府的投资方向，加大对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降低一般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比重，加快政府行政改革，让社会资本在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把产业结构转移到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轨道上来，通过全面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深刻背景，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