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秀

偕友人走进千秋诗圣杜甫故里，已是深秋时节，虽然阳光正好，却忽然感到一丝“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悲凉。

杜甫故里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南瑶湾村，背依笔架山，这是诗人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踏在脚下这片厚重灵秀的土地上，眼前仿佛升腾起诗情奔放的画面。凝目仰望，恍若诗人坐在云端，以大地为砚台，以万物作椽笔，写尽人世沧桑，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传颂千古的不朽诗篇。

走进诗人生命的历程，颇有几分感慨。杜甫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自幼遵循着“奉儒守官”祖训。“诗是吾家事”，这是少年杜甫最早接受的人生观念和艺术启蒙。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少年的杜甫已经在文坛扬名，经常出入翰墨场中，同样也有着活泼顽皮的天性，“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及至青年时代，不甘寂寞的杜甫，开始了人生的探索。十九岁时，他出游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那时的杜甫，神态刚毅，风度翩翩，身着长衫，挺立于江南水乡的船头，欣赏着山明水秀，完全是意气风发、浪漫狂放的诗人形象，激荡的神情里，可窥杜甫青年时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博大胸襟和远大抱负。

然而，杜甫没有摆脱“饱读诗书、考取功名”的愚训，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次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其父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741），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结婚成家。

公元744年春，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相见恨晚，结下甚笃情意，并相约同游梁宋，“余亦东蒙客，惟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是两位诗坛才俊的约定。

当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再次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

杜甫和封建社会的诸多文人一样，试图借助政治平台，施展人生的宏大抱负，结果政治的凶险和现实的残酷，铸就了诗人悲剧的一生。天宝六年（747），杜甫到长安应试落第，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但均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失志。苦难生活的煎熬，使诗人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无奈只能靠亲朋好友的救济勉强度日，更悲惨的时候每天去太仓领取朝廷发放的救济粮，去山上采草药变卖钱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755年末，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在流离的路上安顿了家人，独自一人北上灵武投奔唐肃宗。不料半路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半年后杜甫冒死逃出长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肃宗的行宫凤翔，此时的杜甫“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终于深深地触动了新任皇帝唐肃宗，并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为房琯案冒犯了皇帝，险些被处死。长安收复后，他回到长安担任原职，但不久即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离开朝野，终归被政治彻底遗弃。这一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

当年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次年六月，严武再任职成都，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携家出三峡，经江陵，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冬，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诗人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诗作，他的诗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尤其擅长律诗，亦为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力倡“转益多师”，注意吸收融合各家之长，又坚持“别裁伪体”的批判精神，具有“沉郁顿挫”而又独特的艺术成就。

诗人悲情的一生，似乎是他盲目追求功名的必然。然而，如果他一直不离故土，一味写诗作赋，或许他的诗作就没有了厚度与力道，如果他做官论道，就没有了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伟大诗人，这便是诗圣留给后世的永久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