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小军

在老家。阳光满满地洒落了一院子。暑气尽了，高远的天蓝得宁静。偶有几缕白云飘过，让人不由上翘嘴角。

我和父亲坐在院子里一起剪灰葛针。据说灰葛针是一味中药。我最近脱发严重，一名老中医说一偏方，就是灰葛针和枸杞子一起泡茶喝，可防脱发。打算回来时，给父亲打电话：您给我割点灰葛针吧。父亲声音极大：中！也不问是作何用处，倒是担心我听不见似的。

下了车，走到桥头，远远望见父亲拿着镰刀弯着身子在灌木丛中割草。哥哥的房子就盖在田野里，房后是树林，离河不远，田野抬脚就是。父亲正是在寻找灰葛针，挥动镰刀的动作相当娴熟。慢慢走近，他半披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里面是件灰色的T恤，蓝色长裤，一如既往地挂满泥土。父亲依然是瘦！

记忆中的父亲很少真正胖起来过。幼时，家里地多，我家处在半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尚未普及，犁地、耙地、拉粪、收庄稼都离不开牛，牛简直就成了我们家里的一口人。我五岁就跟着父亲给牛割草。幼时的小手上总沾满青草的绿汁，渗入皮肤的纹理，洗都洗不净。至今我的手都不如一般女子的手柔软细长，不知与此是否有关。倒是可以细数不少疤痕，是那时候镰刀留下的印迹。父亲的手就更不必说了，手掌宽阔，关节粗大，指甲里面常常藏满了土。每次吃饭前洗手时，半盆清水瞬间就变成黑泥水，哪怕是洗过以后，也是常年看不到本色的。不，那就是父亲手的本色——饱经岁月的磨砺，蕴含无数个春秋，牵系全家人的幸福。

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些记忆不经意就植入脑海，挥之不去；有些感受却如秋风过耳，凉虽凉了，过后却再不留一丝痕迹。我是农民的女儿，身上流着山村里淳朴的血液。记得有一次割麦，全家人出动，我那时还太小吧，用的是一把带锯齿的弯月镰刀，仅仅把了三行，一直走在最前头，便很以为自己是出力最大的那个，如同骄傲的小白兔一样坐在麦垄里炫耀休息。父母和哥哥们便纵容着我的骄傲，一致夸赞我割麦子最快。得意了，便更用力地割，不成想一个错滑，镰刀的刃直抵左手，手指被割开深深的一条缝，鲜血立即涌出，顺手直流。我傻眼了，不知如何安置那份刚刚得来的荣耀和骄傲。父亲走过来，先是用唾液清理我的伤口，然后随手从地里捏了一捏细细的黄土，捻碎了撒在伤口上，我也因为“受伤”而提前结束了割麦。时至今日，我早已记不清是哪条伤疤，也全然不知当时的疼痛滋味，只有用唾液止血和黄土掩伤口的细节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父亲的手当然受伤更多，只是受伤后撒上黄土并不影响干活。让童稚的我甚至认为，父亲那双手是不懂得疼痛的。

我后来在城里安了家，心却时常在钢筋水泥里游离。母亲早早逝去，晚年孤独的父亲似乎话更少了。一次我整理餐桌，把筐里剩的一点瘦瘪的花生顺手倒进了垃圾桶，便去忙其他事情了。转身回来，看见父亲正埋着头，一手举着垃圾桶，一手从中捡拾着我刚刚倒进去的瘪花生。然后，用他那关节粗大的手，抠开花生皮，捏起瘦弱瘪小的花生米，毫不犹豫地填入口中。我瞬间无限惭愧。

老家有一块花生地在东坡。地头是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整块地是个角度很大的斜坡，每次我帮父亲点花生，都要用力用脚抠住地面，以防滑落。父亲用锄头刨一个坑，我捏两粒花生米扔进去，父亲再把刨出的土盖上，便完成了一棵花生的点播。可因为石头太多，往往父亲锄上的土已经落下了，才发现花生米被石头碰起老高，早蹦到远处去了，我跑快捡起，重来。更要命的是，所谓的路很陡，下过雨全部是石头和黄胶泥。一次给地上粪，父亲在前面拉，我在车后推，架子车成了一个倾斜向上的重物，颠簸得厉害，车轮上沾满泥巴，又不敢停下，担心溜回。农家肥的味道并不优美，力气已经用尽，还要咬牙向前。拉绳深深勒进父亲的肩膀，我也汗如雨下。当时的我在心里呐喊，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该如何改变这样的生活？

我的老家其实是在昭平湖畔。幼时的父亲是随着爷爷一起移民来到这个小山村的。改革开放前，农村的生活水平大抵不高。听邻居奶奶说，父亲那时候白天下地，哪怕拾到一颗花生，也不舍得吃，放进口袋，捎到家让母亲享用。如今半个多世纪悄然而逝，我们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哥哥们都住上了楼房，家里装上了太阳能，牛已经成为稀有动物，那块深深刻进我记忆的花生地早已退耕还林，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村里的年轻人要么读书，要么一起外出打工，再也不在土里刨食儿了。我家的微信群里，一到晚上热闹非常，晚辈们畅谈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的回忆，倒显得有些矫情了。那么父亲呢？

父亲很少来我家。大概是不习惯，每次住都超不过两天。上班时还商量好中午吃什么饭，到中午我买菜到家，早不见了父亲的影子，打电话，已经到老家了。我理解父亲。父亲的世界里有泥土、有石头，有绿豆芝麻和麦苗的香味。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父亲那双手无处安放。可是，父亲用他在我家短暂生活的时间里，再次给我上了一节有关勤俭节约、珍惜生活的课。

父亲自然没有批评我的意思。他只是觉得几粒尚能食用的花生米就这样变成垃圾，总是不合适的。可如今的我们，把食品变成垃圾貌似已经成为习惯，甚至，在没有变成食品以前，就已经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