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事有些争议，他的梦想有些遥远。

你可以嘲笑他的举动，但你一定要尊重他的选择。

60岁的时候，王相贤又一次出发。这位地地道道的西安汉子，准备历时半年，骑行90个城市。

这在常人眼里几近疯狂的举动，源于他内心深处永难割舍的文学梦。

当同事把王相贤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强的采访欲望，可能是现在骑行中国的人太多的缘故，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年龄。

5月5日上午，当王相贤出现在面前时，我吃了一惊。没有像专业骑行者那样身着紧身骑行服，戴着炫目的头盔。一头黑白掺杂的凌乱长发，手里拎着几个编织袋，穿一件不合季节的红色秋衣，说话时只能看见一颗牙齿，与街头的民工没太大差别。

一见面，王相贤就从编织袋里掏出一叠叠报纸、复印件和照片，这些报道来自他到过的几乎每一个城市。从报纸和复印件的磨损程度看，他应该经常拿出来给别人看。

每到一地，他都会主动向媒体邀约，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寻求到被采访的机会。这一次他也是主动找到了报社。

与王相贤交谈，我几乎找不到插话的机会。他讲话条理极为清晰，但又有些天马行空。为了探寻他异于常人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原因，我不得不一次一次打断他。

王相贤，西安人，1955年2月出生，当兵8年，复员后进入国有工厂工作。1989年辞职开书店，名为雨隐书屋。他说，雨隐就是他将来成为作家时的笔名。

王相贤说，自己的人生有三个梦想：娶个好媳妇、写书当作家、旅游走天下。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后两个梦想还在“路上”。

“生命要有种沉重感。”王相贤说。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最喜欢的小说。

为了自己的作家梦，王相贤关了书店，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为写作采风。每次骑行后，都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和感想写下来。

从2006年开始，王相贤实施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大骑行计划——骑遍西安。2006—2007年骑遍西安9个区4个县，2009—2010年骑遍陕西省108个县（市、区）。

“骑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顺利。2006年4月20日是我开始大骑行的第一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返回了。第二天出发后，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又返回了。可以想象当年迈出那一步有多困难，说真的心里还是有顾虑的，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后，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虽然历经了几次折腾，最终还是踏上了旅程，毕竟梦就在前方。”王相贤说。

王相贤引起媒体的注意是在2008年。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借着风行全国的运动高潮，他从陕西老家出发，经河南、山西、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当时，他被媒体描绘成群众体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2013年8月8日，王相贤骑着一辆70元钱买的自行车，身上只带了200元钱，开始了“单车中国行”的“任性之旅”。

这一次他骑行了514天，途经82个城市，今年1月4日返回西安。他写了13本日记，记录了一路的经历。

骑行路上，王相贤经常选择在网吧过夜。网吧只收上网费，他还可以写博客、发照片。

王相贤的“妻子”每月给他卡上打500元钱。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婚20多年。谈起这件事，王相贤有一点迟疑，“我们已经打算复婚了。”他说。

王相贤的前妻曾经告诉媒体记者：“他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我比较理性现实，而他只追求不切实际的未来。”

今年4月3日，王相贤又一次出发。记者看了他的计划，从西安出发，经渭南至河南平顶山、漯河，到淮南、合肥，再到黄山，最后抵达温州，穿越90个城市，计划10月1日回家。

由于媒体的报道，在路上很多人认出了王相贤，总会对他伸出援助之手。有人请吃饭、有人资助他、有人帮他修车甚至送他新车。这一切，王相贤都记在了日记里。

4月25日，王相贤骑达鲁山县，在尧山镇吃饭时，老板没收钱，还硬塞给他50元钱，又帮他找网吧。网吧老板了解情况后，让他免费上网。

4月30日到达平顶山市区，在鲁山县被人帮助的一幕同样上演，有人请吃饭、有人给钱。

王相贤在网吧里写出了《鲁山颂》《平顶山颂》。在记者看来，他有一些功底，但离出版还有相当的距离。

王相贤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创作计划，写三部长诗《西安之歌》《陕西之歌》《中国之歌》，还有五部长篇小说。“出书要花钱，我想成为名人，名人出书就不需要花钱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我视文学为生命表现的最高形式，矢志要实现我的文学梦。”在他的话里，我听到一丝悲壮的色彩；在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

王相贤让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坚持理想”，写完后却发现是“坚持梦想”。 （本报记者 常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