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事有些争议,他的梦想有些遥远。
你可以嘲笑他的举动,但你一定要尊重他的选择。
60岁的时候,王相贤又一次出发。这位地地道道的西安汉子,准备历时半年,骑行90个城市。
这在常人眼里几近疯狂的举动,源于他内心深处永难割舍的文学梦。
当同事把王相贤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强的采访欲望,可能是现在骑行中国的人太多的缘故,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年龄。
5月5日上午,当王相贤出现在面前时,我吃了一惊。没有像专业骑行者那样身着紧身骑行服,戴着炫目的头盔。一头黑白掺杂的凌乱长发,手里拎着几个编织袋,穿一件不合季节的红色秋衣,说话时只能看见一颗牙齿,与街头的民工没太大差别。
一见面,王相贤就从编织袋里掏出一叠叠报纸、复印件和照片,这些报道来自他到过的几乎每一个城市。从报纸和复印件的磨损程度看,他应该经常拿出来给别人看。
每到一地,他都会主动向媒体邀约,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寻求到被采访的机会。这一次他也是主动找到了报社。
与王相贤交谈,我几乎找不到插话的机会。他讲话条理极为清晰,但又有些天马行空。为了探寻他异于常人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原因,我不得不一次一次打断他。
王相贤,西安人,1955年2月出生,当兵8年,复员后进入国有工厂工作。1989年辞职开书店,名为雨隐书屋。他说,雨隐就是他将来成为作家时的笔名。
王相贤说,自己的人生有三个梦想:娶个好媳妇、写书当作家、旅游走天下。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后两个梦想还在“路上”。
“生命要有种沉重感。”王相贤说。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最喜欢的小说。
为了自己的作家梦,王相贤关了书店,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为写作采风。每次骑行后,都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和感想写下来。
从2006年开始,王相贤实施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大骑行计划——骑遍西安。2006—2007年骑遍西安9个区4个县,2009—2010年骑遍陕西省108个县(市、区)。
“骑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顺利。2006年4月20日是我开始大骑行的第一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返回了。第二天出发后,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又返回了。可以想象当年迈出那一步有多困难,说真的心里还是有顾虑的,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后,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虽然历经了几次折腾,最终还是踏上了旅程,毕竟梦就在前方。”王相贤说。
王相贤引起媒体的注意是在2008年。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借着风行全国的运动高潮,他从陕西老家出发,经河南、山西、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当时,他被媒体描绘成群众体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2013年8月8日,王相贤骑着一辆70元钱买的自行车,身上只带了200元钱,开始了“单车中国行”的“任性之旅”。
这一次他骑行了514天,途经82个城市,今年1月4日返回西安。他写了13本日记,记录了一路的经历。
骑行路上,王相贤经常选择在网吧过夜。网吧只收上网费,他还可以写博客、发照片。
王相贤的“妻子”每月给他卡上打500元钱。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婚20多年。谈起这件事,王相贤有一点迟疑,“我们已经打算复婚了。”他说。
王相贤的前妻曾经告诉媒体记者:“他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我比较理性现实,而他只追求不切实际的未来。”
今年4月3日,王相贤又一次出发。记者看了他的计划,从西安出发,经渭南至河南平顶山、漯河,到淮南、合肥,再到黄山,最后抵达温州,穿越90个城市,计划10月1日回家。
由于媒体的报道,在路上很多人认出了王相贤,总会对他伸出援助之手。有人请吃饭、有人资助他、有人帮他修车甚至送他新车。这一切,王相贤都记在了日记里。
4月25日,王相贤骑达鲁山县,在尧山镇吃饭时,老板没收钱,还硬塞给他50元钱,又帮他找网吧。网吧老板了解情况后,让他免费上网。
4月30日到达平顶山市区,在鲁山县被人帮助的一幕同样上演,有人请吃饭、有人给钱。
王相贤在网吧里写出了《鲁山颂》《平顶山颂》。在记者看来,他有一些功底,但离出版还有相当的距离。
王相贤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创作计划,写三部长诗《西安之歌》《陕西之歌》《中国之歌》,还有五部长篇小说。“出书要花钱,我想成为名人,名人出书就不需要花钱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我视文学为生命表现的最高形式,矢志要实现我的文学梦。”在他的话里,我听到一丝悲壮的色彩;在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
王相贤让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坚持理想”,写完后却发现是“坚持梦想”。 (本报记者 常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