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高峰拉了我一把，我可能当不了警察。”3月9日，市公安局监督部法制处副处长平社锋说。

“我和高峰上的同一所高中，他比我大两岁。1994年高考时，我们志愿报的同一所警校。但是，体检时我打了退堂鼓，觉得竞争太激烈，不想去了。体检前一天晚上，高峰到我家里，硬是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拉着我一起参加了体检，后来顺利进入警校。”平社锋说起这些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在警校时，我们住上下铺，还是同桌，他像大哥一样照顾我。好学、上进、乐于助人，这是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毕业时，高峰被评为‘优秀学员’。他去世后，好多同学赶来参加追悼会，还自发给他捐款。”说着说着，平社锋就想掉泪。

在王高峰遗体告别仪式上，市公安局建设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张栋连续鞠了9个躬，然后泪流满面。

由于业务分工不同，张栋与王高峰工作交叉并不多。201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张栋却一直记着。

那天晚上，张栋带队查处了一起酒驾。刑警出身的张栋打电话向王高峰求助。“打电话时我还有点犹豫，当时已经凌晨了，觉得太晚了不合适。没想到高峰接到电话就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到所里帮你处理。20分钟后，他就赶来了。”张栋回忆道。

“有一次，我们俩聊天，说起业务上的事儿，他说有啥困难只管说，哥肯定帮忙。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突然想起这些事儿，当时就控制不住哭了。”张栋说。

除热情助人外，王高峰在工作中也有严厉的一面，徒弟杨旸就曾领教过。

在一次执法中，杨旸查纠了一起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在开罚单时开成了变更车道，但两项违章罚款金额是一样的。王高峰发现后，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杨旸，要求他迅速与驾驶人联系，把开出的罚单更改过来，并向驾驶人说明原因并道歉。杨旸当时很不理解，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思想上有抵触。事后，王高峰跟他说：“你觉得罚款金额相同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群众会误解你处罚他完全是乱来，因为你处罚的依据跟他的违法行为完全是两码事。你既然是我的徒弟，我就有责任把你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负责的交警。”

从那以后，杨旸每查纠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都会仔细核对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违法代码，耐心地向违法驾驶员说明违法的条款、处罚的依据。

石文举也是王高峰带出来的徒弟，他回忆说：“我的许多执法技能、业务知识是高峰大哥手把手教会的。他就是一心想着工作，我有时劝他说，机器人也得停下来加加油、充充电吧。他总是笑着拍拍我说‘这么年轻就有偷懒思想了可要不得，年轻人干这点儿活儿算啥？’”

“在上路执勤查酒驾时，他总是安排我们年轻同志站在路边、警车旁进行策应，正面拦停车辆这种危险活儿都是他上去干。”石文举说。

（本报记者 卢晓兵 常洪涛）